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民办博物馆,就该在中国产生。能干成今天的事情,不是我个人能干,是应运而生,是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,把这件事办成了

我们一定要让全世界的博物馆人为之震撼。作为“大馆奴”,我大胆设想,要创造一个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发展之路,不仅要走通,而且要做到最好,建川博物馆要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里的博物馆排头兵

樊建川

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“馆奴”。

我出生于1957年。1967年我10岁,已经懂事了。如果那个时候有人说:“樊建川,你好好成长,努力干,你这辈子有可能建一个博物馆。”我一定认为他是个“神经病”。

又过了10年,1977年我20岁。如果有人跟我说:“樊建川,你好好干,也许在有生之年能建一个博物馆。”我仍然会认为他是个“神经病”。

30岁的时候,就到了1987年,我刚从部队转业。如果有人告诉我:“樊建川,你努力干,你不是喜欢收藏吗?这辈子有可能建个博物馆。”我还是认为他是个“神经病”。

1997年我40岁,如果有人说:“樊建川,你收藏这么多东西,建博物馆有可能了,建一个吧。”我动心了。1999年,我向政府申请,创办建川博物馆。

为什么在我10岁、20岁、30岁时,如果有人跟我说建博物馆,我会觉得是在骗我、安慰我、讽刺我、打击我、笑话我?为什么40岁时突然觉得可以了?这是因为改革开放给了“窗口”。果然到42岁,1999年9月9日,我拿到了建川博物馆的批文。

想建博物馆的地产商

我一直很醉心收藏,感觉是为收藏而生的一个人。我6岁时把幼儿园成绩单收藏起来,觉得很骄傲、很幸福,因为同学们都没有这个想法。我从小学到初高中的证书、照片,一整套,包括从高中开始每天写的日记,都保存了。后来开始收藏传单、小报,也捡了一些毛主席像章和语录。

当时我已经是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商,但建博物馆,选择馆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。我的第一个想法,大多数人想都想不到,就是在售楼部建一个博物馆,六百到八百平方米差不多了。

然而我静下心来,突然有了一个天方夜谭的想法,一次性建30个馆,而且要500亩地。晚上想到这个事,自己把自己吓一跳,一下就坐起来了。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很多朋友,他们全都笑话我:“樊建川你怎么可能建30个馆,你把售楼部改一个馆就可以了嘛。”

现在想起来,幸好没有只建一个馆。

2000年第一次在老的四川省博物馆,花了20万元租展厅,办了个免费的抗战临展。没有讲解员,我从自己的房地产公司调派人手,搞现场接待。尽管这样,这个展览仍然大获成功,看的人特别多,留言鼓励也很多。

我记得很多老八路、老川军在展厅里看哭了,拄着拐杖痛哭流涕,久久不愿离去。一位川军老兵,开展一个月内,至少来了4次,看得热泪盈眶。还有人当场给我们捐文物,其中一位老人叫李幼霞,让家人抬来一个梳妆台,梳妆台上有日军飞机轰炸成都的弹痕。她告诉我,那一次“成都大轰炸”,她家死了3个人,最惨的是她14岁的小姐姐,一条腿被炸没了。父亲赶紧把女儿送医院,到医院一看哀鸿遍野。排队等手术时,小姐姐因为失血过多去世了。她爸爸哭着说:“我女儿才十几岁,她不是还要投胎吗,肢体残缺怎么投胎?”医生就说,房间里有很多截下来的腿,选一个白一点的、年轻姑娘的腿给她缝上去吧。她爸真找了一条腿,把它洗干净缝了上去。

这样的文物捐给我们,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感动,说拿过来还有运费呢,就给了老人200元钱。后来老人又来了,说:“樊馆长,我糊涂啊!这个梳妆台背后是我家3条人命,怎么能收你的钱。”说完就把200元钱退给我了,还把这件文物背后的来龙去脉写了几页文字给我。这次展览的成功给了我很大鼓舞。

四川省博物馆的人说,你这些抗战文物比省博的还好。我很高兴,但是放在全国,我还是没信心。

没想到开展时,来了一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副馆长,他说:“你这文物很精彩,很有特色,我们军博也没这么多抗战文物。到北京来展出吧。”他回京后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讲了。2001年,我带了400多件文物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览。

又是大获成功,展期一个月,天天人山人海。国家文物局有人来看了以后说:“没想到一个民间收藏,东西这么漂亮,这么精彩。”当时展出了我收藏的《飞虎图》,还有通过拍卖买到的丰子恺《胜利之夜》,以及其他很多文物。估计他有点疑虑,问我:“东西是不是真的?我把专家们请来给你看一看。”我永远记得,专家们当场鉴定评出13件国家一级文物。

当时真把我吓到了,感觉不可思议。因为当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都没有13件一级文物。我一个边远地方来的私人收藏家,还不是“倾巢出动”,就被评了13件一级文物,当时信心倍增,有了个大想法:建30个博物馆。

我一直很钦佩自己20年前就有这个想法。如果当时我再敢想一点,拿1000亩地建100个馆,肯定又不一样了。

但当时不敢想,我知道我的胆量到顶就是建30个博物馆。在当时这个思路也是惊天动地的了,今天拿500亩地建博物馆没什么稀奇,但当年这在全中国是没有的,不敢想象的。

然后我就开始在全国找地。在北京、上海、重庆都失败了,最后我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找到了地,最后拿到500亩地建博物馆。后来又在重庆建了新馆,今年即将要在全国建成第54个了。现在广东又签了100多个分馆,南昌可能还要建分馆,总共已经有一百六七十个馆了,将来有可能达到200个馆,我想这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的。

去年底,建川博物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,我想首要因素是规模大。藏品数量约有800万件,其中有4790件是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确定的级别文物,一级文物上千件。四川加上重庆分馆,在2019年总的游客量达360万人次。展厅面积近7万平方米。目前四川建川博物馆全部看完需要3天,重庆建川博物馆需要1天。从博物馆的规模和内容来讲,大多数观众会觉得,原来中国还有这么一个好玩的地方。

为谁当“奴隶”

我觉得“馆奴”这个定义特别好,是个“打工人”。“馆奴”是给谁当“奴隶”呢?

第一,为历史文物当“奴隶”。为什么收集这么多藏品?一件物品,就是一个像素。一千万件物品,就是一千万个像素。

几百万件票证、100吨老报纸、100吨旧文字档案、几吨毛主席像章、100多万封家书、几万本日记、几百万张黑白照片……这就是像素,历史的像素。我觉得为文物当“奴隶”的目的是增加历史的像素,让历史由模糊变得清晰。作为一个中国人,应该为民族的文化传承增加像素。

第二,为历史人物当“奴隶”。挖掘历史上豪杰、壮士、英雄们的故事,传承民族精神。比如烈士梁伯隆,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故事,但是我们把梁伯隆的家书找出来了。梁伯隆宁死不愿当刘湘的教育厅厅长。家书里提到他上刑场穿西装,铺红地毯,临刑前演讲了一个小时。还有很多失踪八路军的家书、牺牲烈士的花名册……这些人物有的被历史埋没了、隐藏了,但我希望他们以另一种方式“活着”。

第三,为观众当“奴隶”。让观众看到的不再是干巴巴的、抽象的历史,而是有血有肉、用不同语言讲述的历史。观众能看到援华美军馆的文物,看到他们用英文讲话;看到川军馆的文物,他们是在用四川方言讲话……

正在建设的农民工博物馆,收集了很多重庆农民工用的“棒棒”。向观众传递一种形象的时代历程:很多农民工含辛茹苦用自己的肩膀,不仅把孩子送进大学,也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博物馆应成为必需品

在北京评了13件一级文物后,我有了信心,但紧接着问题就来了。我是一个企业家,我会从一个商人的角度来想问题。博物馆在社会意义上是个“巨人”,但在经济上是个“侏儒”,不能养活自己。

我当时对自己说,樊建川,你下决心“生出”30个经济上的“侏儒”,它们怎么活下去?你不能不负责任。

我想,一定要让博物馆和旅游合作,把博物馆做成文旅项目。实际做的时候,周围全是反对的声音,没有一个人支持。但我还是比较坚持,“馆奴”的坚持,就是犟。

他们说,谁会掏钱看博物馆?20年前,是没人掏钱看博物馆。以前出门旅游,看山、看水、看庙、看海滩、逛游乐园,谁把博物馆当作旅游项目?

我是学经济的,我相信,随着时间推移,哪怕一年只增长一个百分点,中国每年要多出多少人对博物馆感兴趣?

幸而言中,博物馆正逐渐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必需品,这种生活方式越来越被大家接受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很多中国人一辈子没跟博物馆打过交道。现在哪个中国人,特别是年轻人不进博物馆、陈列馆、纪念馆?

人格要健全,就得知道过去和未来。人吃饱穿暖以后,需要知道前世今生,知道我为什么活着,我为社会做什么,社会为我做什么?我们应该还原历史上的什么东西,应该吸取历史上的什么经验、什么教训?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?

看美术馆、展览馆、陈列馆,现在不是已经作为旅游项目了吗?再过20年,我相信80%以上的中国人,会把博物馆作为第二课堂,作为广受认可的旅游目的地。博物馆变得和森林、大海、游乐场同等重要,甚至更为重要。

作为一个“馆奴”,我相信博物馆会成为生活必需品,但不是奢侈品。像四川建川博物馆,成人参观,每馆不到2元钱,孩子不到1元钱。2005年开馆时,票价60元,过了16年仍然是60元。当时四川建川博物馆7个馆,现在仅安仁镇就有32个馆,即将在当地建成第33个馆,增加了很大的投入。但我一直保持低票价,提供平价的文化旅游消费。靠什么?靠人流量的增加,靠中国人对博物馆的热情。

“馆奴”前面加个“大”字

2005年四川建川博物馆第一批7个场馆开馆,我开始有点陶醉了,但思路又在前进。记得在某一个既有领导也有专家的场合,我说要建一个中国最好的博物馆,马上就有人打击我。但我坚信能建中国最好的博物馆,我的自信来自我的文物,来自我对题材的选择,对服务的提升等。

现在“馆奴”又膨胀了,我要建世界最好的,世界第一方阵的博物馆。什么是世界最好的?规模达到世界前列。所谓世界前列,我认为就是前十名,藏品数量、馆舍、管理水平、游客数量、游客美誉度统统达到第一方阵。目前规模达到前十名已指日可待了。2019年成渝两馆游客总量达到360多万人次,广州100个分馆、南昌18个分馆如果都建好,我相信今后每年游客量可达1000万人次。

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民办博物馆,就该在中国产生。能干成今天的事情,不是我个人能干,是应运而生,是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,把这件事办成了。

我今年还要建研究院,研究也要做到第一,文物修复也要做到第一。甚至今后我还想拿考古资质,不去争取什么历史时期考古,我要申请革命文物考古、抗战战场考古、三线建设考古。

总结起来,我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在“馆奴”前面加个“大”字,“大馆奴”。

疫情期间逆势发展

新冠肺炎疫情之前,建川博物馆已经连续4年保持每年30%的盈利增长。遇到疫情,一般企业是保现金流,找个避风港躲起来,然后再求发展。去年1月23日,建川博物馆闭馆了。我想了两天,突然想到这是个机会,要化危为机,我想逆势投入,大兴土木,加快建设,提升服务。

疫情期间我做了四件事。第一,利用人少的阶段,对7个馆进行了闭馆升级。第二,完善服务配套设施。重新装修馆内民宿、餐厅,重新打造水景,重新打造公园式的博物馆景观,扩建停车场,扩大文创商店面积。第三,坚持建设新馆,包括成都新建一个展厅面积为15000平方米的综合大馆,重庆的驱逐舰海军博物馆、农民工博物馆。第四,没有劝退一个员工,没让一个员工下岗轮岗,没有降薪扣钱,后来我们拿到了成都市稳岗就业的先进单位奖状。

总的来说,去年疫情期间,我们没有逃避,没有畏缩,反而逆势狂奔,推石上山。总投入大概有3个亿,还新增了1.3亿元的贷款,从来没这么投过。因为我相信2021年一定会比2020年好很多,到了2022年一定能够恢复常态。

新馆从挖第一锹土到对外开放,只花了10个月时间。修房子,写大纲,排版,画面,展陈,要精选文物,要装空调、卫生间、消防、电子监控……有上百道工序,土建还有几十道工序。这在我们建馆史上创造了安仁速度、成都速度。

我们一定要让全世界的博物馆人为之震撼。作为“大馆奴”,我大胆设想,要创造一个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发展之路,不仅要走通,而且要做到最好,建川博物馆要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里的博物馆排头兵。 (整理:童芳;参与采写:周鲁青;供图:建川博物馆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