央视网（记者王莉莉 报道）59岁的张双兵最不喜欢的颜色是白色。
这些年来，他亲手送走了很多老人。老人在离去前，都会抓着他的手说一句话：双兵啊，我这辈子没真正舒心地过过一天。我死了，我的事就交给你们了，要为我讨回公道。
31年前，他是山西农村小学的一名老师。现在，他的身份是“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”，在他的帮助下，受害人侯冬娥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第一位递交材料、控诉日军侵华期间性暴力侵害的女性，受害人万爱花成为中国第一位勇敢地站出来向日本政府索赔的“慰安妇”。
但目前对于张双兵和老人们来说，最大的敌人是时间。
在山西，他曾走访的123位老人中，已知健在的有23人。张双兵说，“慰安妇”这个词语意味着耻辱，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，活下去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当年的那段历史作证，并在有生之年得到道歉和赔偿。
偶遇老人至此结缘
张双兵出生于山西省盂县羊泉村——一个距县城80里，四面环山的小村庄。18岁时，高中毕业的张双兵当上了小学教师。
1982年的夏天，小麦熟了。路过几十公里外的高庄村时，他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人，拄着拐棍、弯着腰往地里走，之后，老人把拐杖放在一边，跪在地里一把一把地割麦穗。
“这个大娘是谁？为什么没有人帮助她，她的孩子呢？”私下向村里人打听，他才知道这个老人叫侯冬娥，年轻时被日本兵两次抓去做慰安妇，当时，她有一个五六岁的儿子，还有一个两三个月的女儿。被日本兵抓走后，女儿因没有奶吃饿死了，回来后丈夫跟她离了婚，带走了儿子。
第二年，侯冬娥改嫁，却终生失去了生育能力。十几年前，第二任丈夫因病去世，她又与一个大她十多岁的男人结合。现在，她和70多岁的丈夫，以及丈夫80多岁的哥哥一起生活，生活非常艰难。
这是张双兵第一次接触到慰安妇老人，侯冬娥的悲惨遭遇，让他既心疼又气愤。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，他踏上了寻访“慰安妇”的征途。
走访老人 过程很压抑很痛苦
两天后，张双兵走进了侯东娥的家，一个破烂的石窑洞，炕上铺着一张破席片，两卷铺盖，地上一个木头墩子，一个木头红柜子，就是全部家当。
第一次面对面地与老人拉家常，张双兵仍然能从她饱受摧残的身上看到当年“盖山西”的影子。
因为美貌，当地人送了她一个这样的称呼。而这称呼带来的耻辱和悲痛，也跟随其一生。
在中国农村传统社会里，“那种事”是一件所有人都讳莫如深的事。当他说到战争的话题时，老人非常警觉地绕到邻里纠纷上。
张双兵这才觉得，自己想得太简单，他想知道的，并不是一件可以随随便便告诉人的事。
此后，只要有时间，张双兵就带着四分钱一包的大槐树烟来到老人家。侯东娥的记忆力非常好，只要不谈自己的事，她都会有声有色地将当年发生的时间地点说得清清楚楚。
在那段时间，张双兵也陆续接触了不少老人。1990年，他见到盂县一个叫张小妮的老人，此时，老人住在又小又黑的窑洞里，全身肿得穿不上衣服，因为全身肿胀，老人不能躺，连睡觉都得坐着。因为没有生育子女，老人瘫在床上三个多月，从来没有看过一次病，没有吃过一片药。
“走访过程很压抑和痛苦。”
31年来，张双兵走访了山西境内的123位老人，亲眼目睹她们因为之前的遭遇而受到的痛苦，大多数老人都患有严重的后遗症，不仅失去劳动能力，还终生未能生育，成为农村里孤苦无依的老人。
即使这样，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，近十年里，张双兵没有听受害者本人讲过一个完整的故事。
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92年6月，张双兵在《山西日报》看到一篇转载华岗劳工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报道。报道说，中国受害者，包括劳工和慰安妇，都可以向日索赔，希望受害者能够站出来。
“我马上就拿着报纸一家家地找老人做工作。”张双兵说，接下来10天的时间，他每天去侯冬娥家，终于有一天，老人在大哭一场后，把一切告诉了张双兵。
随后，与张双兵同村的刘面焕、冯转香、万爱花等老人也向他讲述了自己过往。
带着老人5次前往日本
就这样，1992年，侯冬娥和另外两名老人勇敢地站出来，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每人10万元的经济赔偿。在得不到日本政府的答复后，她和另外三名老人组成中国第一批“日军侵华战争中国女性受害者原告诉讼团”，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起诉。
1999年、2001年、2003年、2004年的历次开庭中，张双兵带着老人们先后5次前往日本出庭作证。“我记得2004年12月，在二审判决的时候，天下着大雪，路也不好走，此时，刘面换老人的胃又大出血，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老人仍带病坚持到了日本。”张双兵说，老人告诉他，这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，只要有一口气，就要把官司打下去。
张双兵说，很多时候，对于那段经历，老人们都强迫自己去忘掉，但事实上根本做不到，下意识中，她们反而在强化记忆。“有人害怕看到与日本人有关的事，有人则喜欢看打日本鬼子的电视剧，形式表现很不一样。”
虽然官司始终没有胜利，但没有想到的是，老人们的血泪史却得到日本民间组织的注意，张双兵说，日本一个民间律师团和支援团会定期资助老人。
见到张双兵说，他穿着一件已经脱皮的夹克，里面穿着针织的毛线衣，采访中，他将一本签名的《炮楼里的女人：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》图书送给记者，他说，这本书是他用10万文字，以60余位慰安妇口述历史的方式，披露了70年前日本侵华战争时期，发生在山西黄土村庄里的人间惨剧。
活人证渐渐消失
在山西，像侯冬娥一样的老人有很多，88岁的周喜香也是地道的盂县羊泉村人。她的一生，几乎没有到过比镇上更远的地方。即便是那个改变她一生命运的进圭据点“慰安所”，也距她家门口不过30里。
“以前，站在家里总能看到对面山顶上的据点，现在拆掉了。”然而，有些东西是永远忘不掉的。18岁时被日本兵狠狠“糟蹋”过的周喜香和其他很多慰安妇一样，不仅被丈夫抛弃，还永远失去了做妈妈的权利。几十年来，周喜香常常会被恶梦惊醒，梦里拿着刺刀的日本兵追她，但她却找不到躲藏的地方。
二十多岁，在那个年代，已经算“大龄”青年的周喜香，找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。老伴去世后，无依无靠的周喜香便和第二任丈夫的女儿生活在一起。见到周喜香老人时，她睁着眼睛躺在炕上，对于一群陌生人的进入，她毫无感觉。“耳聋了，连吃喝也不知道了。”继女说。
周喜香的女儿说，老人把这件事当成人生最大的耻辱、羞耻，“说实话，我妈的身体也快支撑不下去了，我不敢想象她过去的那段经历，她以前和我说过，死了就解脱了。”
就在记者和张双兵见到老人后没多久，老人离世。
2012年4月12日，与晚期卵巢癌抗争了半年之久的85岁老人刘面换，在家中去世。几十年来，老人面对孩子绝口不提从前的事，但每每想起，她就一个人悄悄地抹泪。村里人说，那场灾难后，爱笑、爱美的刘面换变得胆小了，直到老，她都不敢一个人在家呆着。
“医生说，我妈得这病和过去的经历有关。”采访中，看着母亲的遗照，大儿子高国孝说。
2012年10月12日，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郑家寨村，90岁高龄的尹玉林老人去世。
31年来，张双兵经历了太多这样的事：好不容易寻找到一位老人的下落，赶过去探望，老人却已去世了。在他采访过的70位老人中，不少人在这些年相继去世。眼下，这些老人中只剩下23位健在。
采访中，张双兵说，历史不容篡改，只有正视历史，才能得到更多的宽容和谅解。但是，可以预见的是，随着那些被迫成为慰安妇的受害者的相继离去，这样的工作将越来越难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