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28日，由梁建章、任泽平联合多位学术专家设立的育娲人口研究机构发布《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》。报告数据显示，2020年结婚率5.8‰，为20年来最低。其中，上海常住人口结婚率3.8‰全国最低，其次是浙江、山东。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763.6万对，连续八年下降。

报告指出，我国近年来初婚人数连续下降预示了极低生育率，在适婚人数减少，结婚生育成本过高，性别比失衡、社会竞争压力大和婚育观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，未来我国初婚人数仍将呈下降态势。

报告呼吁，针对超低结婚率、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等社会问题，急需出台相关政策。报告也提出“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；降低生育、养育、教育成本；建立男女平等、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；放宽收养和送养条件；法定婚龄降到18岁；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；启动中国《同居法》的立法可行性研究”等建议促进婚育水平提升。

结婚率初婚人数下降近半，离婚率陡增近3倍

报告根据民政局公布数据分析，2021年全国结婚登记数相比2013年峰值数据减少583万对，为1986年以来最低。而与出生人口更密切相关的初婚人数，从2013年的2385.96万人峰值持续下降至2020年1228.6万人，下降幅度达48.5%。

报告显示，2000-2020年全国结婚率数据呈“先升后降”趋势。2020年结婚率5.8‰相比2013年最高点9.9‰下降了41.4%。与此同时，离婚率则从2000年0.96‰上升至2020年3.1‰，最高点2019年3.40‰相比最低点2002年0.9‰，飙升近3倍。

根据2000年-2020年中国结婚率及离婚率变化图显示，离婚率是一个基本上直线飙升的状态，结婚率有一段，那就是2000年到2013年期间，用过短暂的上升。

梁建章认为，这是因为2000年-2013年的适龄适婚人口可能是80后，人口基数较大。由于一胎化政策针对90后执行较严格，所以当90后到达适婚年龄，结婚率下降得非常快。

分地区来看，2020年上海常住人口结婚率3.8‰全国最低，其次是浙江、山东、福建、广东；离婚率方面，2020年最高的地区是天津市，达到4.93‰，其次是重庆、贵州、吉林、黑龙江。

这些结婚率和离婚率是否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点？对此，梁建章表示，总体来说是全国性的，没有某个地方结婚率下降得特别厉害，虽然人口基数有差异，结婚率发达地区结婚率可能相对较低，农村稍高些，但是下降的幅度大概是全局性的。随着大城市的养育成本提高、婚姻成本的提高、年轻人的观念转变，大城市的结婚率持续下降，比如北京、上海。但是像中部、西部省份，虽然基数比较高，但是下降的幅度同样很大。

年轻人减少、结婚生育成本过高等导致结婚人数下降

年轻人数量下降，适婚人群总量减少，是结婚人数和结婚率下降的一个关键因素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我国80后、90后、00后人口分别为2.23亿人、2.1亿和1.63亿，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。近8年20岁-29岁对应出生人口总体下降11%。

性别比长期失衡、“男高女低”的传统婚配观念导致结婚人数进一步降低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2020年我国20-40岁的男性较女性多1752万人。报告分析称，传统的婚配观念，一般倾向于“男高女低”的梯度婚配模式，如果按婚姻条件的高低把男性分为甲、乙、丙、丁4个等级，女性也分为甲、乙、丙、丁4个等级；那么一般是甲男和乙女结婚，乙男和丙女结婚，丙男和丁女结婚，而剩下的甲女和丁男就会找不到对象了。所以，现在大城市有很多甲女是大龄未婚女性，而农村则有很多丁男是大龄未婚男性。这也是我国近年来结婚率不断下降的原因。

养育成本过高也让初婚年龄不断增长。虽然结婚的目的不仅仅是生孩子。但是在很多情况下，如果恋爱双方没有能力养育孩子，就没有迫切的动力结婚。报告数据显示，全国多地初婚平均年龄普遍推迟，多地区初婚年龄突破了30岁。如湖北襄阳，初婚年龄5年内推迟了5岁，2021年襄阳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5.23岁，女性33.96岁。

养育成本过高也导致同居率上升很快，而非婚生孩子还是非常少。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，1985-1989年出生的男性未婚同居率为37.99%，女性则为33.13%。而1980-1984出生队列中男性未婚同居率为30.33% 女性为26.79%。根据2016年CFPS数据，中国的婚前生育和未婚生育（生育后始终未婚）的占比呈上升趋势，其中，出生队列为1980-198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6.1%，未婚生育占比为1.2%。这一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东亚国家如日本、韩国。

结婚成本过高和社会竞争压力大抑制了结婚意愿。城市高房价、农村天价彩礼等结婚成本增加，进一步抑制当代青年的结婚意愿。房子是结婚的首要条件，当前，我国部分大城市的房价早已超出普通工薪阶层的经济承受能力，许多年轻人由于买不起房，只能选择推迟结婚。在部分农村地区，天价彩礼导致很多年轻男青年结不起婚。此外，社会竞争，就业压力和婚姻观念的变化，也挤压了人们对婚姻的向往。近年来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，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“慢就业”。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，结婚生育意愿自然会降低。

关于结婚问题和人口问题的关联性，梁建章分析，中国非婚人口生育大概1%，和日本、韩国的2%以下差不多，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。所以基本上只有结婚了才能生小孩。过去几年结婚率的下降，今后几年我国出生人口必然还会进一步下降。近年出生人口下降非常快，过去五年从1800万下降到1000万，可能1000万还不是底，未来有极大概率跌破1000万。

降成本、降门槛、改观念，七大建议鼓励婚育

综合多项因素来看，未来我国结婚率和生育率仍会继续下降。对此，以梁建章、任泽平为首的育娲人口研究相关专家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。梁建章称：“虽然有一部年轻人可以接受租房结婚，但买房依然是大部分人结婚的首要条件，降房价可以有效减轻年轻人的结婚生育压力。”对此，可以通过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，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；而生育压力也是很多人不想进入婚姻的重要原因，因此降低生育、养育、教育成本也至关重要。

此外，报告还建议《民法典》修改相关收养条款，放宽收养范围和收养人限制条件，包括取消收养人子女数要求、降低收养人年龄要求等；报告表示当今世界主流法定婚龄男女均为18岁，降低法定婚龄，有利于保护普遍存在低龄事实婚姻一族的合法权益。与此同时，报告也关注了未婚人群的权益，提出了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，启动中国《同居法》的立法可行性研究等建议。

“社会各方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恋爱观、婚姻观，积极创造有利条件，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、建立家庭。比如社会舆论需要改变‘男高女低’的传统观念，提倡男女平等，包容婚配条件‘女高男低’的家庭，男性要多在育儿方面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。”梁建章表示。